张庭福，原名张庭富，女，四川省通江县民胜乡芳山坪人，生于１９１７年３月１５日。她１５岁便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并参加了长征，西路军惨遭失败后，她幸运地活了下来，从此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继续革命的信念，她隐姓埋名流落他乡……随着笔者的采访，她向我们讲述了那段峥嵘岁月——

在旧社会，家里很穷，我从懂事起就在家割草、打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但我的胆子很大，在山上不管是悬崖或高大的野果树我都能爬上去摘野果子吃，媒人给我说了几户人家的亲事，都说我胆子太大不好管教而不敢娶我。

1932年冬月间，红军解放了通江县城。我当时只有1５岁，听说红军来是救苦救难的，我连家都没有回就和冬女子一起跑到苏维埃所在地鹦哥嘴。到了苏维埃我才知道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当家作主、妇女翻身求解放的。苏维埃的同志要我把这些道理讲给新来的同志听。开始我有点害怕，但一看新来的人里有10多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小女孩，我的胆子一下就大起来，我连同自己的苦难生活也讲给她们听，并要她们回自己的村庄发动其他兄弟姐妹都参加红军。这样领导就把我留下天天给新来的同志讲，两三天时间就发动100多人参加红军。后来，我随红军到了通江县城，带队的让我参加了妇女独立营，独立营就驻扎在通江县城东门大操坝里，每天训练我们集合、跑步、爬山、用枪等等。由于我表现好，组织就派我去苦草坝学打靶，我靶子打得好、打得准，大多数都打的中心。训练结束后组织把我们编成三个排，我任独立营一排排长。独立营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清剿土匪，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抢运武器弹药和伤病员。妇女独立营营长叫陶万荣，政委是曾广澜。我们边训练边打仗，记得我带的排和红军另一个排在闪塘湾与田颂尧的部队打了一天一夜，在那次战斗中俘虏了100多敌人。

1933年1月，经袁克服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月中旬，徐向前派人来通知我去开会，去后，徐向前、袁克服等首长都在，首长叫我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主要任务是号召所有受苦受难的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为前线打仗的红军做鞋、做衣、搬运粮食和弹药、抬送伤员等。我就这样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那时我的责任也重了，参加完2月份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我就常到巴中、南江等地搞宣传和建立妇女组织。

我在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的半年里，接触最多的是肖成英和李玉南。李玉南原任少共省委妇女部长。肖成英也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长，我还教肖成英打过靶。肖成英在l964年回过通江一次，我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她还开玩笑称我为“老首长”。我俩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共同摆谈我们的红军经历，她还动员我向组织汇报我隐藏的身世，我未同意。肖成英也是通江人，那时她在广州军区任职，还叫我带上孩子一起去广州军区居住，因四个孩子太小我拒绝了。

l933年初，军阀田颂尧以六万人的兵力向苏区发动了“三路围攻”，我们直到下半年才粉碎了敌人的围攻，紧接着又是刘湘的l0万大军进行“六路围攻”，想把我们红军全部杀光。我们采取了撤退后反围攻的战略方针，一直打到1934年年底才胜利结束，这时红军已扩大到五个军，约10万人。

1933年底，根据组织安排，让我改任了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兼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肖成英也是委员。后来我们在王坪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配合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发动妇女做鞋袜募集粮食布匹等支援前方红军，鼓励女同志组成宣传队到王坪总医院慰问“彩病号”（伤病员）。王坪总医院有很多“重彩号”，我们边护理边给他们唱歌：“一抬伤兵同志们哟！田里的土地有人耕哟，打哟，杀哟！革命的红旗遍地插哟！”。   

1934年下半年，我在巴中参加了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后转战到苍溪一带。在那里我学到了许多革命知识和斗争经验，组织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政策，建立了许多苏维埃政权。

l935年初，我们随红30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西征。我们强渡嘉陵江后，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看见一碗水端起来就喝，结果就喝醉了，原来是酒，听说我睡了一天一夜才醒。醒来时，一个老红军说：小鬼你喝醉了。部队到了川西，要求我们每人要准备三双草鞋迎接中央红军，我不会打草鞋，战友们就教我打。那个地方复杂，藏族人不知道我们是红军，我就一路喊：我们是红军，我们爱穷人，你们没有土地，我们就给你分土地，你们没有吃的，就给你家拿吃的，你们不能给敌人当兵啊！“砰”、“砰”几枪就打过来了，我会躲枪，我要是不会躲早就被打死了。过一条河时，我不注意被人拌倒了，滚到水里被水冲到了队伍的前面，遇到一个番民女子想跟我们走，她还教我学了几句藏语。就这样我们一直打到毛儿盖和一方面军会师。会师时间是1935年夏天，当时我们还组织了文艺演出，我还发了言。在此期间，徐向前、李先念、樊学文等找我谈话，要求我与熊国炳同志结婚。主要谈的内容就是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万源县人)比我大十多岁，是结过婚的，但他的妻儿都已遇害，对他打击很大，要我服从组织安排与他结合，因我人小根本没有去考虑个人问题，既然是组织安排，我也就同意了。结婚后他对我很好，一天“玉儿”、“玉儿”的叫我小名。结婚后不几天我们就开始翻雪山过草地。

翻雪山前，军首长给我们讲：“同志们，这雪山与其它山不同，路滑不好走，不能一个拉一个，只能单独走，如有人不小心从上面滑了下来，一定不要去拉，因冲力大，又滑，一拉就都得滑下去。每个人要把毛巾打湿，蒙在嘴上。特别是雪山顶上不准咳出声音，如果有较大的声音出现，就会下很大的冰雹。”在爬雪山中虽然穿的是草鞋，但还是有很多同志不小心滑到雪窖里再也爬不上来了。走弓字路时，一个滑下来站不稳，就一连串地带下去了好些同志。

过草地时，李先念给我们讲道：“同志们，过草地要留心，警惕陷到泥潭里面去！”。过水草地时，有人边朝天上打枪边喊：你们不能喝这里的水。战友们太渴，趴在地上就喝了。过旱草地时，又饿又饥，带的干粮吃完了，我就扯草草，扯了自己舍不得吃，分给战友们吃。一天，我说：政委，我们去打一头野牛、野马给战友们吃，他说：“小鬼，不能打，我们是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我去扯草给政委吃，政委说：“你也吃嘛！”。

出了草地后我们就一直跟敌方鲁大昌打，从腊子口直打到黄河，过了黄河参加了西路军，天天与敌方马步芳的部队打，从古浪一直打到高台。

一天，我哥哥张庭国的一个战友传口信过来说：“你快去，你哥哥不行了”，我连背包都没有背就跑过去看哥哥，他躺在草地上，膀子已经打脱了，他含着眼泪躺在担架上说不出话来。我站在他面前还伤心地给他唱歌：一抬伤病员啦，家中的田地有人耕啦，打呀，杀呀，革命的红旗遍地插呀！唱着唱着他就去了……。我用毯子把他包起放在壕沟里，说：“二哥，革命成功后我一定来看你！”说完我们就又去追赶部队。

一路上，我们不但要打仗，而且还要搞宣传。打到高台附近时，没有吃的，敌人又追赶我们。我走在前面看见那里的草长得好就想去扯。李先念政委说：“走！小鬼，不能扯，敌人已经打来了。”休息时我才扯了一把草分给大家吃。那时正是寒冬季节，我们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石灰、泥沙、水混成一体结成冰块，当作武器同“马回子”打仗，寡不敌众，敌人包围了我们，战友们同敌人扭成一块，用拳击、牙咬直到最后一同滚下山崖……。“马回子”把红军抓去不管女的、男的都关在牢里，然后赶出去就砍。敌人剖肚子，挖眼睛，割舌头。他们剖开战友的肚子还说，红军硬是凶（行），吃的都是草。“马回子”还疯狂地追捕女战友，女战友们有的和“马回子”撕扯一起同归于尽，有的撞墙而死……一天，部队传话过来，说熊国炳在突围中牺牲了，我一听这消息好像晴天霹雳，我忍泪跑到无人处痛哭一场，这才觉得我从此失去了两个亲人……

我们在倪家营子跟敌人打了一仗后，虽然看起是打了胜仗，但我军死伤的战士也很多，就只有招架之力了。敌人想把我们围住全部打死，我军继续前进拼命打开了犁严口，上了祁连山。

我们进山后还开了两次领导干部会，和马家军打游击战，打到最后人也不多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军首长给我们讲了话，要我们分散走：一路朝着东方太阳走，去找毛主席，说是黄河边上毛主席已派人来接了；再一路就朝着新疆走，朝着“伊季子河”走，说是那里有苏联部队接。如一旦被敌人抓住，要求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李政委和苏院长等4人都走散了，我和李政委的马夫王绪召及陈指导员向东方走了一程路，发现敌人就在山下围着，就又朝伊季子河走，走了七、八天，前面来了三个同志说，前面不能去了，前面的同志已被敌人全部杀了。我们又朝东走，回到了祁连山。在山上住下来，大点的同志就去找吃的，我们在山上一个崖洞里发现了番子的炒面仓库。因番子是游民，一年很少上山来，所以我们偷了很多炒面。我们在山上大约住了半年左右，还在山上吃炒面过的年。l938年初，陈指导员就找我商量说，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们要走，向着太阳出来的方向去找毛主席，找我们的队伍，并一再嘱咐千万不要暴露我们是党员。当时我的双脚已冻烂无法走动，陈指导员去偷了一匹马把我驭上走，敌人跟着马走过的脚印发现了我们，几个男同志因打不过敌人就先撤了，只剩下我们三个女同志，加之我们的脚都走不动就被俘了，敌人把我们抓起进行审问，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庭福”(我本叫张庭富)，问我们三个中谁是当官的，我们都说没有，只是家中没有吃的跟到一路来的。他们看我们都穿的是草鞋，烂衣服，也审不出什么就把我们押到甘州，几天后就又把我们押至青海的一个羊毛厂里被敌人用枪押着干活，只要一不对就被打或拉出来枪毙。说是羊毛厂，实际是敌人的监狱，里面关押的全是我们红军，红军在里面做苦力，吃不饱穿不暖。不几天，“马回子”对被俘红军进行大屠杀，将伤残病弱或被嫌疑为红军的人一律拉出城外活埋。有一天晚上，“马回子”又押着二、三十人去活埋，我走在最后，因为怕被敌人污辱，我一直脸上抹着黑灰。当时汉族青年黄大明在马家队伍里当班长，值夜班时看到我这个“小孩”很可怜，便不顾危险，乘其他人不备，一把将我拉到他身后，看到我一身的血就说：“造孽哟！杀的都是这么小的孩子啊”。他说：“我没有弟弟就认你做弟弟吧！”晚上，他把我藏到一户农家张大嫂的地窖里。敌人走后，他把我救出来大吃一惊说：“你是一个女娃儿？”，我点了一下头，非常感激他。过了一段时间，觉得黄大明和张大嫂很可靠，我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参加红军的事告诉了他俩，只是没敢说我是党员和干部，从此以后我再也未提过以前的事。之后，黄大明把我介绍给他所在连的刘连长家里做使唤丫头，并编谎说我是他的远房亲戚，死了父母无亲无靠。这个姓刘的连长对黄大明的话深信不疑，就留下了我。由于我勤快能干，深得刘连长和他太太的喜欢。有一天，刘连长把黄大明叫去问：“你实话告诉我，那丫头是不是红军?”黄大明见搪塞不住了只好把如何隐藏我，又如何发现我是个女的掐头去尾地报告给了刘连长，刘连长说：“你这样做实在太危险，如果让上头知道，不仅她的性命不保。就连你我活命恐怕都有问题，你必须马上走人！”第二天，刘连长给了黄大明一些钱，要他留个“请假报告”，带我一起溜出军营。黄大明带着我出了营房，来到城外的张大嫂家里，换了衣服，昼衣兼程返回高台天城。以后，我们俩成了家，靠帮人干活渡日，过起小日子，但一直都在打听寻找部队，我还去过高台等地方数次，也未能找到部队和组织，黄大明也劝我死了这条心，我也就只有等机会再说。

1948年3月，我遇到四川口音的一“货郎”，他告诉我他叫邓金山。几次交谈，我看他不像是坏人，就向他打听红军及部队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侦察员，我听后大喜，并要求他带我去找部队。他却说：“你对这里情况比较了解，我现以党的名义给你任务，你尽快搞清当地的武装人员，武器装备和敌人活动地点等，深入发动群众，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工作。”他把当地所有的地下工作任务都交给了我，这些任务我都完成得很好。l949年8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到高台县城一带的消息，我就连夜赶到高台找到部队，也找到邓金山带的侦察队和王治江带领的第七师骑兵团，我们一起只两天两夜就迫使罗城、天城两地国民党河西保安第三团的残兵败将投降，解除了当地的地主武装，组建了乡农民协会等新政权组织。王治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罗城、天城两地解放，他第一次公开介绍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通知我脱产任天城乡的妇女主任和乡农村协会委员。我的红军身份一公开后，就大胆地公开宣传党的政策，讲述我参加红军的经历，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妇女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禁止妇女缠脚，提倡剪发等等。当时邓金山和王治江还夸我讲得好，群众也议论纷纷说：“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漏出一点她是红军？怪不得她平时那么会说话。”我当时一字未提入过党和当过领导以及结过婚的事，主要原因是我想解放后回到组织怀抱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重新干革命工作就行了；再一个如说我结过婚，那在封建迷信的当地，可能口水都要把我淹死。我也不便开展工作。所以在我脑海中尽量甩掉以前这些记忆。

1949年8月，经王家富、李部长(名字不清)介绍，我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高台县委任命我为天城乡党支部书记直到1959年。

l960年，我带着四个子女回到了家乡通江县，当时正闹饥荒，但党组织对我们老红军特别关照，每月发给生活费，就连我孩子的医药费都是全额报销，我从心中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温暖。l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的造反派总认为我1949年8月入党是参加的国民党，硬说我是叛徒、假党员，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你怎么在建国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我被关押了40多天，放出来时还得写保证书，不准说在里面被捆、吊、打的事，谁说了谁就得重新回去追责任。

l971年的整党学习期间，因我文革时被整怕了，所以只好将我的入党时间违心地填写为1949年11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江县城关镇党委派人去甘肃省高台县调查我第二次入党时间是1949年8月属实。

现在，党组织对我们老红军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重新给我落实了政策，过年过节县委和民政局领导亲自到家慰问。我在家休养，欢度晚年，真是很幸运。我现在把自己的隐情告诉大家，不图别的，只想证明我的一生是清白的，使我失去的战友、哥哥、丈夫熊国炳能得到安息。   □ 张庭福  口述   夏  溱  黄新荣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