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远离大部队的红军队伍，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五年多游击斗争，在人迹罕至的巴山老林生存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极大地鼓舞了川陕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心，谱写了党的武装斗争史上一曲辉煌凯歌！这，就是巴山游击队的英雄史诗。

　　游击队的建立及早期斗争　　

　　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长征前夕，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决定组建巴山游击队“支持苏区，留守阵地”。抽调红军部队３００余人，编成３个大队，由刘子才任司令，赵明恩任宣传部长，司令部设在南江桃园麦子坪。

　　２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川北途经桃园时，将一部分部队和长赤、南江、英安（今旺苍境内）县的地方干部和陕西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巴山游击队，巴山游击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师，师长刘子才，师部设在桃园与陕西交界的台上，全师共约１０００人。徐向前在桃园召集独立师连以上干部开会，要求大家发扬红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坚持川陕边游击斗争，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勉励官兵：“我们共产党人是柳树型，插到哪里哪里活，插一枝，活一枝。”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游击队以“红３１军”的名义　，继续执行红军“三大任务”，建立了川陕边喜神坝、小坝２个乡、１１个村苏维埃政权，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县委。９月，打败国民党３８军两个团的进攻，重创南郑县保安大队。１０月，游击队发展到１２００人，游击区发展到以桃园为中心的川陕边４００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１９３６年３月，敌３８军一个团袭击游击队驻地芦坝，刘子才麻痹轻敌，指挥失误，部队伤亡２００多人，激战中大部被冲散。部队转战到桃园时，仅存２６０人。５月，整编为一、二两个营，分别由王天海、赵明恩任营长。８月，游击队又在小坝遭敌偷袭，被迫陷入流动作战。９月，两个营在焦家河畔会合时，仅存６５人，旋即隐蔽深山，驻进岩洞。

　　大河石窟会议重振旗鼓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巴山游击队在南江县焦家河畔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和沉痛教训，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会议批评了刘子才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领导职务，分配去当炊事员。会议决定改“独立师”为游击营，辖两个队，选举赵明恩为领导人（这一时期称为“二营时期”）。从此，游击队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求生存、求斗争、求发展，到１９３７年底，建立了以大园包、小园包、铁炉坝、桃园寺为中心的纵横１００里巩固的川陕边根据地，部队又发展到６００多人，整个根据地生气蓬勃，一派兴旺。

　　游击队的主要斗争策略：

　　（１）坚持革命思想、革命气节、革命坚定性教育。“二营时期”有共产党员６０余人，成立了１个支部和５个党小组，学习、作战、生产等都坚持党的绝对领导，重大问题由党员大会讨论决定。刘子才、赵明恩常讲：“共产党员要为革命生和死，在见到大部队和首长时，敢说自己的骨头是硬的。”

　　（２）培养严明的纪律、过硬的作风、优良的素质。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针对巴山特点开展耐寒训练，霜天雪地不盖被，和衣而睡，人人体强耐寒。

　　（３）建立生产供给线，自力更生求发展。初期，实行“打陕安川”——打击陕南一侧富豪，收缴其财物充作军需；对四川一边不派款、不征粮。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安川不打陕，自力更生求发展”。在铁炉坝设“厘金局”，抽取商贾适当货物税，派出“护商队”保护过境安全；在焦家河、黄家坝、甘家坝、铁炉坝、安子坝、桃园寺兴办集市贸易，改革衡器（改十六两为十两一市斤），公平交易；在盘龙湾、苏家河、白坝等地开荒种地，在大、小园包修建营房，秘密储备大量武器和“油米子”，“３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

　　（４）视人民群众为父母兄妹，密切渔水关系。刘子才和赵明恩，经常翻山越岭访贫问苦，针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发动游击队战士尽力帮助解决。焦家河有一曹姓母女，家里缺劳力，生活很困难。游击队就给她们出钱垫底，在川陕道上开起一家旅食店，结果生意兴隆，生活很快好转。寨坡有个叫“杨胡子”的农民，被土匪抢光了，游击队就重新给他制了家业。寨坡、桃园、焦家河的石仲甫、岳朴林、张万喜、王开榜、王士清、欧二等农民，都各自得到了游击队送给的１头耕牛和部分农具。游击队把游击区的农民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求必应，有急必救，有难必解；农民则把游击队当成救命恩人，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如今，桃园和寨坡一带还流传着当年的民歌：

　　寨儿坡，路儿荒，

　　跑烂草鞋一双双。

　　只要红军不断粮，

　　哪怕跑断脚板掌。

　　盘龙湾，盘龙湾

　　前通陕西后通川。

　　自从有了游击队，

　　山里人民见青天。

　　（５）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南郑资本家张绍祥１３次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南江退伍军官张晓康鼎力支援游击队，后来二人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杀害。通过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还启发教育了一些开明地主和资本家为游击队服务。１９３９年，上两大地主（统战对象）吴良伦，获悉国民党“新九师”要对游击队发动“清剿”，立即派家丁给赵明恩送信，使游击队及时转移。不料，吴良伦因此事被捕，国民党部队强行押他带路找游击队。他寻机逃跑，不幸坠入雪坑冻死。

　　党中央关怀巴山游击队　　

　　党中央十分关心巴山游击队。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毛主席曾过问留在巴山上的游击队。９月，张闻天写于哈达铺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一文，提出在政治上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从１９３７年５月至１９４０年春末，党中央及周恩来副主席６次派人与巴山游击队联系，终因国民党当局拒不承认这支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和种种复杂原因，游击队无法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１９３７年５月，党中央派何孝林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４套黑桃尼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但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留守苏区”精神不符，提出请组织上派一位原先大部队认识的人来传达。

　　１９３７年９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而国民党诬蔑这支游击队是“土匪”而拒不承认。１９３８年春，中央又派原红四方面军第３３军９９师团长王正坤到四川，与游击队联系。又因王正坤返回途中，党的汉中交通站转移，王被捕入狱，一时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党中央久未得到巴山游击队的消息，周恩来副主席十分关心，找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赵明珍，给她大哥赵明恩写了一封信，附上她的一张照片；中央组织部也同时找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给游击队写信，一并由蔡畅发出，但又因故没有联系上。

　　１９３８年夏，党中央又派出原红四方面军交通员吴显国回川北工作并寻找游击队。吴在南江赶场镇遇到已获释的王正坤，几经周折获悉游击队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１９３９年夏，中央又将陈昌浩、张琴秋的亲笔信和照片，辗转送到川康特委，其信和照片又被丢失。

　　１９４０年春末，党中央尚不知巴山游击队已经失败，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杨桂林到南江与游击队联系，杨到巴中后，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离娘的孩儿守巴山，

　　儿子的亲娘在延安。

　　巴山—延安隔千里，

　　母子的心紧紧相连。

　　——巴山民歌

　　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无时无刻不想念党中央。赵明恩曾给刘伯承写信和派人赴延安，也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巴山“清剿”与游击队的失败　　

　　游击队存在于大巴山，国民党及川陕军阀如芒刺背。从１９３８年秋季开始，国民党调集川陕两省军队南北包围“清剿”游击队。游击队依靠群众的支持，依托大、小园包万山老林和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先后击溃胡宗南新编第九师和川军杨晒轩师的进攻，歼敌１０００余人。

　　进入１９３９年冬，国民党２１军旅长李子犹４个团７０００人马，对游击队实施新一轮残酷“清剿”。巴中人李子犹暗熟巴山地形，将游击区的农户强迫迁走，制造“无人区”，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粮食、武器、情报来源。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游击队员吃草根树皮充饥，穿的裤子膝盖以下全被荆棘撕成了烂巾巾，日夜行走于冰天雪地，与敌人顽强战斗。后来，游击队里出了叛徒，出卖并杀害老管理排长（任某某），山上储备的粮食、弹药无人知道，游击队陷入绝境。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敌人的封锁线，设法为游击队送干粮和食盐，不少乡亲惨遭杀害和冻死山头。１９４０年３月，游击队转战到碑坝附近一个叫老窠树的地方，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大部分壮烈牺牲。

　　赵明恩带着３名战士突出重围，打算潜回达县老家继续革命，行至南江杨坝猪槽沟，被可耻的叛徒杨芝芳杀害。先期突围下山的刘子才，化装经汉中、钢溪河转战到长赤，以织布为掩护，联络失散游击队员，欲重振游击队，不幸于１９４０年５月被捕，６月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至此，巴山游击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