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明   本报记者   罗福荣

　　讲述

　　受访者：胡丰图，男， 现年68岁

　　住址：通江县诺江镇城西村三组

　　采访日期：2008年10月14日

　　大集体生产时，我家共10口人，上有六十几岁的父母，下有六个娃儿，都挤在五六十平方米的土坯房里。那时不象现在挣现钱，是挣工分。我体力好，每天挣10分，父亲（胡红贵）每天挣9分，妻子（苟俊贤）每天挣8分，母亲在家做家务、照看六个娃儿。为了多挣工分，家里还养了一头大黄牯牛，积100斤牛粪可以抵7分，牛是集体的，谁都可以用，都不计工分。为了养活一家人，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那时没有除草剂，冬天，水田里结了几寸厚的冰块，我们还在田里拔油丹（一种生命力很旺盛的杂草），破碎的冰块把脚割得鲜血直流。为了让牛多产些粪，妻子经常半夜三更到坡里给牛割草。就是这样苦，一年下来，我们全家也只能挣10000多分。根据工分可以分得3000斤谷子、2000多斤红苕和几百斤杂粮。那时没有其它蔬菜可吃，经常是白盐下饭。家里人口多，过了半年，另半年就没吃的了，到处买苕果子（红苕切成小块后晒干）吃，好苕果子贵（5角钱一斤），还不好买，只能买3角钱一斤的烂苕果子。煮一大锅烂苕果子，加点糖晶一搅和，吃起来又苦又甜……不想吃又咋做？为了让老的小的吃饱，我和妻子只能多少吃点，勉强填填肚子。几个娃儿一年四季基本上没穿过鞋袜，冬天脚手冻得像馒头。哎，说起那些日子，想都不敢想。

　　1979年，地全部下放给我们自已种，田还是由集体统一经营，除分得的谷子不够吃外，自己地里的红苕、苞谷（玉米）等还是很多，勉强能填饱肚子。1980年，田地全部下放给农户，按人口算，我家分得10多亩田地。当年，我家收了近10000斤谷子、4000多斤麦子和1000多斤油菜，还喂了2头青猪和3头母猪。吃不完的粮就卖了，给大人娃儿缝了一套新衣服，剩下的钱就送几个娃儿念书。

　　那时学费也不贵，小学每期3元，初中每期也只要七八块钱。虽然我们苦点，还是希望他们多学些知识。但是两个女儿读到初中毕业，说啥也不读，她们说不忍心看我们大人累死。儿子胡仁山读高中时，每个星期天回家帮我们搞生产，背二三十背牛粪到田里，到学校后几天还腰酸背痛。那年高考，他差二分考上大学，让他复学，他说我们挣钱太苦，没去。后面三个娃儿最终也没读上大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1989年，经熟人介绍，三女儿胡珊到到成都去打工，每个月能挣30元钱，按月给家里寄回18元，加上我会木匠、石匠手艺，一年能挣1000多元。家里的活钱多了起来，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在这们这个村是数一数二的。1990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成都看望女儿。看到成都周边的农民都骑着摩托卖水果，水果的价格还很高，当时我羡慕极了，心想这里的农民真幸福，要是能在这里生活多好哟！接着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们那里的水果大都是从外地运来的，为什么我们自已不能种果树？”

　　人还是要转变观念，要有勇气，我暗暗为自已鼓气。一回到家，我先买了五十多只良种鸡回来养，接下来就思考种果树的事，但妻子倾向于种粮食：“挨饿还没挨够？有粮食装在柜子里还是稳妥些。”思前想后，为稳妥起见，我在房前屋后的空地里栽了一些桃子树和李子树，种了3亩田的藕，养了10000条草鱼，结果当年收入2万多元。尝到了甜头，妻子也同意我改变种植结构，我又从成都买来枇杷树和葡萄苗，不种藕了，在那3亩田里种果树和葡萄。那时，一串葡萄可以卖十几元钱，第二年仅这两项就卖了八九千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要大搞产业结构调整，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田地都用来栽枇杷、葡萄、梨子和柚子，钱也赚了很多。乡亲们也跟着学，在田地里栽上果树。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一家比一家好。

　　1998年，搞扶贫新村建设，我家建了300多平方米的砖房，花了八万多。2005年，又搞新农村建设。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就连田埂上也铺上了石板路；也用上了自来水，一扭水龙头，水就来了；建了沼气池，家家户户煮饭都不用柴……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变化真是大。我四个娃儿在成都联合办了两个装潢材料厂，厂里有一百多人，都有房子和车子；还有两个娃儿在通江城里，生活都不错。儿女让我们去成都生活，说啥我也不去；我老伴去呆了半年，觉得还是家里住起来好，又回来了。

　　现在，我和老伴办起了“农家乐”，加上水果收入，一年能挣五六万元。       

　　纪事

　　30年前，南江全县只有651公里公路，百姓行路难，经济发展缓慢；如今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3383公里，“路边产业”活跃，农民大幅增收

　　道路通  产业兴  百姓富

　　30年前，南江县公路里程仅有651公里，而且等级低。说起上世纪70年代的“行路难”，兴马乡村民岳明生老人十分心酸：“兴马坎，九重天，羊肠路，千百转，出门爬坡又下坎。山路十八弯，来回转圈圈，肩挑背驮累死人，五更爬到星满天。”这首民歌表达了兴马乡农民对过去岁月里“行路难”的一种无奈，是当时南江交通不发达的真实写照。

　　要想富，修公路。自1995年以来，南江县先后开展了三轮交通大会战，男女老幼齐上阵，有的捐出家里的余钱，有的老人卖掉棺材，有的推迟婚期，有的打工仔献爱心捐资修路……到目前为止，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3383公里，其中省道153公里，县道384公里，乡道586公里，村道及景区公路2760公里，路面铺装率达19%，通乡（镇）率达100%，通村率达68. 8%，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行路难”。

　　近年来，南江镇黄金村修通三条环线村道路11公里，铺筑7公里水泥路，全村96%的农户连通主干线。“村道修到家门口，方便出行又快捷，调整结构促发展，农民包包胀起来。”该村葡萄种植大户邓明勇用这样的“顺口溜”表达他内心的喜悦。

　　公路通，百业兴。近几年来，南江依托公路，大力发展“路边产业”，“内环农贸商，二环果蔬养，外环粮畜茶”，达到“修好一条路，带活一片产业，活跃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

　　元潭乡字库村按照“果+蔬+牧”的发展模式，在公路沿线种植金银花400亩、优质核桃180亩、优质茶叶230亩、无公害蔬菜150亩、黄贝木耳150万袋，养殖南江黄羊1.2万只、生猪1.8万头，农民纯收入由2004年的1250元提高到2008年4380元。长赤镇龙池村、乐台村在公路沿线建翡翠米业基地130亩，种植优质水果500余亩，建生猪产业养殖小区2个，兴办产值200万元的民营企业1个，培育各种经济发展大户64户，今年1—9月，全村人平增收260元。

　　据南江县金银花产业发展中心介绍，目前，全县在公路沿线种植金银花24.4万亩，22个1000亩金银花基地村和9个万亩金银花示范带的形成，带动了8.7万农户栽植金银花，其中种植1亩以上、人均收入现金3000元以上的农户有4万多户。今年金银花产量达到410万公斤，产值1.5亿元，仅金银花一项，全县人均增收265元。　　　

　　（张国伟）

　　链接

　　中国农村改革走过了风云激荡的３０年。多少“热词”曾经耳熟能详，多少“热词”依然流行不衰，它们生动折射出农村改革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

　　8大“热词”折射农村改革巨变

　　大包干 

　　“大包干”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是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３０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１８位农民按下鲜红手印，以分田到户的方式迈出了土地“大包干”的第一步，随后“大包干”之风席卷全国。到１９８６年底，全国９９．８％的农户都实现了分田到户。

　　万元户

　　“万元户”，曾经是一代人的向往。

　　改革开放初期，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填饱肚子忙碌时，极少数农民通过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并成为那个时代先富农民的代名词。一些地方甚至以万元户的多少来衡量当地的发展速度，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村、“万元户”乡镇等。

　　农业税 

　　“农业税”，历史难以忘却的记忆。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废止。这意味着８亿中国农民从这天开始，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２６００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剪刀差

　　“剪刀差”，一个尚未解开的疙瘩。

　　剪刀差是“剪刀状价格差距”的简称，通常是指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差距。

　　农民工

　　“农民工”，一个最受牵挂群体的集体称谓。

　　社会流动性增强，是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堪称最形象的阐释。８０００万，１．５亿，２亿，跳跃的数字既反映了农村人口的剧烈流动，也反映了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群体。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间到工厂，从固定居住到高流动性，中国农民群体经历着巨大的裂变，其中有欢欣，也有痛苦。

　　新农合

　　“新农合”，中国亿万农民的温暖工程。

　　没有８亿农民的健康保障，就谈不上农村的全面小康。实施新型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目前，在３１个省、区、市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已实现，参加合作医疗人口达８亿人。

　　海  选

　　“海选”，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生动实践。

　　１９９８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统计显示，在全国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和乡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７亿多选民用直选行使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参选率达８０％以上。

　　新农村

　　“新农村”，中国农民的共同愿景。农村人口多是中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