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自落实“三问”以来，深受干群拥护和支持，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巴中市“问事、问人、问责”暂行规定》，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加大了查处力度。目前，全市对７４个责任单位２１３名责任人员实行了“三问”，其中，党纪政纪处分７人，免职停职７１人，诫勉谈话和通报３７人，批评教育警示１００多人，达到了问责一人，警示一片的目的。

　　我市制订“三问”暂行规定并雷厉风行地予以执行的做法，被一些媒体和网络称为“问责风暴”，从目前来看，笔者以为这一评价大体恰当。

　　不过，是风暴就必然会具有间歇性特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平息。于是，人们在评论“三问”风暴时不免会生出些担心：我市落实“三问”有了良好的开端固然值得欣喜，但这一制度毕竟才运行几个月，才仅仅开始。落实“三问”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我们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核，实现常态化、普及化？

　　这样的担心还有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支撑，即落实“三问”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高调启动，强势推行”的。我们当然对这种自上而下强势推行“三问”的做法表达敬佩，但我们担心的是，既然落实“三问”能够在党政领导人的推动下大张旗鼓地推行，那么，它会不会成为各级各部门的自觉行为并长期坚持下去？

　　应该说，经过五六年的发展，发端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问责制，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官民共识：不仅贪官污吏要下课，庸官懒官也要下课；不仅直接责任人员要负责，承担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也要负责；不仅违法犯罪的官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不构成违法犯罪但由于“官德”出问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过，在落实“三问”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意料中问题：个别部门具体落实“三问”雷声大，雨点小，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地方仅仅在民愤大、社会关注度高的公共突发事件上搞“火线问责”，在日常工作中，则少见问责，多见的是“太平官”、“和事佬”。简言之，“三问”风暴易见，“三问”常态难求。

　　我市“三问”风暴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急迫地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实现“三问”从风暴到常态的转变？

　　笔者认为，要促成这种转变，有两个因素十分关键：一是落实“三问”从“自上而下”的推行变成“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不仅能将上级对下级的“查问”落到实处，也能将下级乃至平民百姓对上级和领导的“疑问”及时关注并一一化解，如此，“三问”才有生命力。二是让新闻媒体及时公开地介入，对落实“三问”的提出、“三问”的过程、“三问”的结果以及被问责人的事由、身份、处分情况，均通过媒体及时主动、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公布，避免过去那种丑事不见人的心理，使“三问”真正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如此，“三问”才有权威性。